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的研究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学术探讨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学术对话通常包括学术争论和学术评论。前者是以追求真理为核心在某一领域的学术创新活动，后者主要指学术著述发表前后的两种评论制度。在客观公正的学术成果发表的稿件遴选制度建立之前，对已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公开的平等宽容的学术评论的意义至关重要。学术研究的平等的精神除体现在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方法和方法论上，还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摒弃“人微言轻”的偏见，不搞学术政治不做学术商人；学术研究中的宽容是以其平等精神为要旨的，它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既有宽待和善待他人过错的度量又有能容得下他人成就的胸襟。

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的研究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现象。虽然国际学术界没有一本与此直接相关的参考书，但大量的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和规范化做法却很有借鉴价值。继八十年代初社会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学科化”讨论以来，九四年底在京召开的“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研讨会及其由此引发的讨论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文汇报》自九八年以来连续发表的关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问题的书评和文章和今年三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发表的一组专题文章把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广西民族学院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某些方面深化这场讨论。

作为对现有的学术规范和对话讨论的回应，本文试图突破规范化和本土化框架的“张力与平衡（黄平，1995）”，在学术研究规范化中从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高度就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进行深入探讨 。这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 的基本保证。诚然，语言和信息的局限性可能会影响规范化的东西方学术对话的进程，但方法和方法论尤其是观念的问题则肯定会影响到学术产品的质量和学术对话水平的高低。本文拟先讨论学术研究规范及学术对话的概念、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学术产品的包装、学术质量的检验和交流——中将对现阶段“建立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可行性以及其提法的恰当性问题提出疑义；然后分别以平等宽容的精神对目前社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

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交叉，同时还与规范化中的中国社科研究本土化——全球化的双向流动过程交织在一起。虽然有的学者对种种规范化的讨论做过梳理，不外也就是形式和内容两大类(邓正来:1995)。还有的学者对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规范做了区分和简捷的概括，前者包括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对自己成果的客观定位，对概念材料理论方法的严谨运用和对语法词法的准确表达等等；后者应以学术创新而非抄袭拼凑重复胡邹为中心，以文本本身而非其他因素为批评对象，以批评而非赞扬为主要内容 (曹树基:1999b和c)。 有些学者还指出学术的基本规范自古存在，许多老一代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宗和:1999)。总之，学者们的研究对营造规范化的学术对话的氛围和加速学术研究规范化进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有关概念仍然含糊不清。在此先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概念加以澄清。

学术规范和学术规范化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概念，其含意之丰富难以简单地翻成英文。在自然科学界通常与标准和标准化（standard and standardization）通用，在社会科学界还含有“做活”的规矩（张静语，如customary rules， proper behavior， well-disciplined， law-abiding等等）之意，赵世瑜还提出学术原则（principle）、道德规范（moralnorm），法规（regulation）等等。在此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来理解。前者包括学术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学术产品的包装即著述的出版或发表以及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的问题；后者专指学术产品的包装即如何出版或发表问题。而学术对话(academic dialogue)在国际学术界通常包含两层含义：学术争论(debate)和学术评论(review)。在国内学术界则还应包括与西方的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的对话。前者与学术研究过程本身有关，后者主要表现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以下把广义的学术规范化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中加以厘定。

（一）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在具体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甚广。国际学术界有丰厚的关于各学科的专门的方法和方法论的著作。中国学者们近年来从社会科学总论及其不同的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在此仅讨论学术争论这个一般的做法。学术争论是以追求真理为核心在某一领域的学术创新活动 。这种创新要求学者在某一研究中对古今中外有关的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从而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范围和意义。这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均有普适性。学术创新在不同的学科之间的方法上也有很大区别。学术创新在社会人类学的东西方对话中的特殊性表现如下：（1）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应用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理论时一定要在新的高度上批判性地运用。即从了解最新的与本国的研究有关的成果入手，而非直接去引证大师们的理论，大师们一般早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被研究者们反复检验过了。迄今为止的汉学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大量研究，诸如家族、村落、民间宗教、礼仪和礼品交换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的海内外华人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化研究成果表明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的可操作性。比如半个世纪前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这类经典著作，八十年代出版九二年又出了增补版的陈佩华等著的经典的反映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社会政治关系的《陈庄》 ，还有大量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如在礼品交换方面，杨美惠（yang 1994）和阎云翔(Yan 1996)的书可作为范本；在村落研究方面，可推高默波(Gao1999)的《高家村》为最。还有即将出版的刘新(liu 即出)的基于改革以来西北农村日常生活实践的田野工作的专著，以及有的中国学者(Chang & Feuchtwang 1996)所做的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的统计报告也有不同的借鉴意义。此外，由中国学者参加写作及参与编辑的妇女研究的论文集也都可作为范文(Stockman，Bonney， & Sheng 1995； West， Zhao，Chang， & Cheng 1999；等等)。总之，他（她）们的研究结果对经典理论无论证实或证伪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范畴，其成果的规范化做法也值得效仿，尽管规范化的具体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2）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还表现在通过对本土的研究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或概念工具(concept)。汉学人类学界一直深信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能给国际人类学界带来新的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几十年的尝试均未能尽如人意。中国分与合 (separation and reunion) 的研究有希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对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 中国社会的分与合现象和中国文化的分与合概念是不同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理解某一概念如分与合时要与特定的相关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原有的概念（即一般的文化性的或抽象的哲理性的概念）在转化为理论分析概念并应用于不同的实证研究时其内涵由于被加上许多限定已经改变了很多。虽然从某个国家或文化的研究中可能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工具如“分”与“合”，它如杨美惠的“关系”或常向群的正在锤炼中的“礼尚往来”等概念 。但这些概念能否成为普适性的概念工具还需要接受中国的不同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的有关研究的检验，这个检验的过程是学术争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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