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经济转轨后出现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最大的论题之一，论者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其实，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差异更大，中国具有更多的“命令经济”的成分，而中东欧则较多的“理性计划经济”的成分，后者的绩效显然优于前者。但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后者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英文标题」“Abandonability”of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and Chinese EconomicSt ructures B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英文摘要」Interpretations of the“Chinese wonder”and “East European predicament ”aft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Conceptually ，sc holars seemto believe that pre-reform China and Central East Europe lived under planned economy，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eing the diff erent modes of reform over plannedeconomy.As a matter of fact，great dif 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East Europe in their economic s tructures before the reforms.The Chinese economyhad more elements of“o rder economy”，while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economyhad more elemen ts of “rational planned economy”with obviously better achievementsthan the former.However，the latter had to pay a greater cost on the way to market economy.

　　「关键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

　　reform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tructure/rational planned economy/“order economy”

　　“走出……”之别，还是“走向……”之别？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即所谓“中国之谜”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似乎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蛟菔钡模┧ネ恕？br>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欧盟多数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之差异来得大。

　　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争论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两大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转轨问题上的延伸。在中东欧转轨10年间它们分别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并各自对中国与中东欧转轨战略的异同作出了解释。但他们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同一个“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们很少反过来想：也许中国与中东欧的“改造方式”差异不是那么大（就经济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经济体制倒是差异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后来的改造绩效？换句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如今的转轨绩效之别也许更多地属于“走出……”之别，而不是“走向……”之别？

　　以往的转轨经济讨论中已谈到过“走出……”之别，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派学者如萨克斯等，都侧重于以“初始条件”来解释“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但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发展水平不同（中国更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农业国），乃至计划经济的惯性不同（中国只搞了30年而苏联搞了70年）。这些不同当然有影响，但仅此而已说服力是不大的。因为这样说来，最能摆脱困境创造奇迹的应当是更穷、更农业化、“计划”历史也更短的非洲国家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不同。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外的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倒是谈到过。崔之元先生大讲“鞍钢宪法”就是一例。他把这个“宪法”说成是“后福特主义”的种种褒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过批评。但“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大异其趣，的确不可忽视。作为转轨过程的起点，这种差异对后来进程所起的路径依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恰恰与崔之元讲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把转轨前体制大而化之都视为“计划经济”、只重视走出这种体制后在民主福利国家与公民自由交易两者间进行选择与搭配（中国与中东欧恰恰不是这种区别），这就很难真正理解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产生机制。

　　事实上，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市场机制优越性，还是凯恩斯—罗斯福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国家调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个“奇迹”的形成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的条件：“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只能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

　　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非现代性与异化的现代性

　　过去人们认为，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资本主义以广泛的交换打破了自给自足，于是有了市场经济。同时启蒙运动造成的“理性的自负”和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又使人追求人为设计的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于是有了计划经济。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当年就谈到过“人的依附性”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作为“共同体之现成基础”的“强制劳动”可能包含的协作。[1]（p.197，496，51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 ·希克斯更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2]（p.23）他把这称之为“指令经济”。而经济现代化在他看来，就是传统“指令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这种“指令经济”与工业文明无关，它与其说是“理性的自负”不如说是“权力的自负”，与其说是“科学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正是这种“指令经济”或“排除交换的权力—分配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构成所谓“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利于种田人或为种田人所喜）。

　　而所谓计划经济，无论它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公认它是一种近代现象或工业文明时代的现象。倡导者如马克思，是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容纳不下的高度生产力”的产物，反对者如哈耶克，也再三指出它渊源于启蒙运动导致的“理性的僭妄”与科学主义扩张，而强调它与中世纪强制制度的区别。众所周知，尽管纯粹作为经济行为的国家强制与自由放任可以分别追溯到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与亚当·斯密学派，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中最主张自由市场的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一系关系密切，与强调国家统制的重商学派到德国历史学派一系关系疏远而敌对。这当然不意味着马克思“亲市场经济”，只意味着作为计划经济倡导者的他，与斯密式的市场经济论者同样是敌视命令经济的。总之，赞成者与反对者都肯定计划经济与传统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尽管这两者都与市场经济对立，因而也有许多共性。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既可以意味着走出计划经济，也可以意味着走出命令经济，而在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强制体系中这两者的成分往往并存，但毕竟也还有哪种成分为主的问题。

　　被希克斯称作“命令经济”的类型，是农业文明（但不一定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这种经济可以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它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数理逻辑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不考虑经济过程的最优化原则，而仅以人们对共同体的依附性为基础，以掌权者的长官意志、浪漫心理、个人需要或某种社会激情来支配经济。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现代经济看作“即时纠错”的经济，那么上述这种指令制度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旧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与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纠错机制。

　　另一种体制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据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使其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产品要上市后才能发现决策偏差（过剩或不足），然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在一次次调整、一次次试错中达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自从理性主义兴起后，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计划好，把均衡关系预先计算出来，以免除接触市场以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即把“市场试错”要解决的问题以模拟经济参数的计算而“预先”得知，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设定。

　　这种经济也可以叫“预先纠错”的经济。它依赖于通过精密的科学计算“预先”建立的“计划均衡”。如果仅仅就实现均衡（即实现最优配置）而言，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胜于或至少不亚于通过“即时纠错”建立的“市场均衡”。事实上纯从数理逻辑角度看，市场均衡与计划均衡都是合乎“经济理性化”的。因此作为现代数理经济学奠基者的帕累托的如下态度便毫不足怪：他一方面反对贸易保护、支持极端的市场自由，另一方面似乎同样肯定“计划最优化”。这个以效率理论大师著称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计划足够“科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比基于私有财产经济的国家能更好地把经济引向均衡”。即使不说“更好”，至少也可以设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常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样的有效率”[3]（p.863）。数理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与理想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致的相同的经济‘计划’”。[4]在帕累托看来惟一的问题似乎在于：人们的计算技术是否已经能够产生这样的“计划”：“如果我们考虑四千万人口和几千种商品产生的巨额数量的方程，这将不是数学帮助了经济学，而是经济学帮助了数学。”[3]（p.863）

　　这种“预先纠错”的经济在理论上似乎很理想，而从物质生产（不是效用生产）的效率看它也许比市场经济好，当然比瞎指挥的“命令经济”更好。这洋一种设想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在于它没有效率，不如说在于它不人道。它的设计无论如何“科学”，也是完全排除了消费者主权或更广义的个人效用主权，把人当作完全划一、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生产—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待。例如，这种经济完全可以给一千个人配置出一千双鞋，不多一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它还可以通过精确计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部物尽其用。根据这一千双鞋所需要的材料安排皮革、橡胶等的供给，所有经济环节环环紧扣、精确衔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鞋穿——但惟独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和特点，它把消费者主权与个人效用原则排除在外，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从理论上、从物质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可以做到最优化。但我们现在所讲的效率不只是物质生产效率，更主要是讲效用增益效率，就是要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经济就没有效率，至少远不如以个人效用主权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还用上面的例子说，为一千个人生产的这一千双鞋，也许有大半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如果硬性配给，效用效率谈不上，物质生产效率（以实物即所谓“产品”计量的效率）在理论上还是有保证的。但这种保证必须以“最优化计划”的一元化控制为前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按“科学计划”的确可以做到以最高的效率为一千个人提供一千双鞋，但如果还要加一点市场，允许这些人有权选择，那么这一千双鞋就很可能大半卖不出去，这些人就要从另外的途径、在充分市场化以前往往是成本很高的途径（自制或走私等等）来得到鞋子。于是效用生产效率的损失便转化为物质生产效率的损失，反而不如一点市场都没有，通过越来越精密的“科学计划”还可以保证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但计划越科学“。加入市场因素后由效用效率损失转化为物质效率损失的现象就越严重。

　　两种转轨前体制的逻辑基础：“政治经济学”，还是“计划科学”

　　这种按“经济方程的最优解”运行的“科学经济”到底能否实现？帕累托提出的这个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引起了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泰勒等人的长期争议。前者认为由于经济变量的无限性，按预先纠错的理论，把经济过程的所有变量都作为参数代入一个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一系列的生产函数，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而以兰格为首的一派、直到后来的数理经济学家坎托洛维奇等认为是可能的。现在东欧的左派理论家亚当·沙夫仍然认为，以前受科学水平所限，信息处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当今电脑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结论是“新技术革命”是通过“真正计划经济”来达到“新型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但在米塞斯一派的后学看来，人们需求信息的变化永远比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所以坎托洛维奇等人的最优化计划只是“电脑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对这种争论至少可以说：建立在最优化数理经济模型基础上的经济是不是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可以另当别论，但它比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命令经济”效率高是毫无疑问的。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相对而言，苏东的近代化程度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因而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大多时间内我们搞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当年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企业中虽有党组织但基本不设专职党干，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严格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则强调企业中设立强大的专职党政机构，实行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命令经济”的成分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分要多得多，而且随着其工业化的发展而加深。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诸原则，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实行“最优化模型主义”，“科学计划”体制越来越“理性”了。

　　一般而言，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可表列如下：

　　表1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一）

　　表2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二）

　　有趣的是在“创新效率”方面，市场经济的均衡永远是动态的，由于竞争与需求的激励、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断被打破和重建，两者都能推动创新，而市场本身又具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和“伪创新”的功能，因而市场经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实物生产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创新效率，这是它能淘汰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在创新问题上似乎显得“两极化”：理性计划经济由于它那静态均衡和“预先纠错”性质，是最难产生创新激励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最优化计划”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创新，反而会打破静态均衡，导致来自其他环节的压力。因此理性计划经济的“理性”从另一面看，实为泯灭创新激情的惰性。苏联经济墨守成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傻大黑粗而“经久耐用”是出了名的。而命令经济由于既无均衡观念，又不讲究环环相扣，还没有科层化的约束，就显得很不“墨守成规”，它常常能够激励浪漫的“创新”狂想：没有哪个体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成天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创“奇迹”，“放卫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烂规章制度”，“打破条条框框”……然而，这种体制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和“伪创新”的机制，因而往往是“伪创新”、“奉旨创新”的效率特别“高”。而这种“伪创新”只会浪费资源、败坏风气，对国民经济的效用增益起负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经济的“伪创新”通常还不如理性计划经济的不创新。不过，如果就打破体制本身束缚的“创新”而论，命令经济的这种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计划经济更容易被“创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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