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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這個問題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從八年抗日戰爭到兩岸中國的戰爭危機;在戰爭的陰影下,在亡國滅種的恐懼中,這個問題浮現,並且日益清晰深刻。
二、從中國哲學史中發現:儒家、道家對科學持保留的態度,墨家、名家則持積極的態度,其中荀子是一個異數;從中國科學史中則發現:中國的工藝技術十分發達,但是科學理論十分薄弱,而科學技術的結構也尚未產生。
三、儒家、道家的認識論、邏輯和自然科學格格不入;墨家、名家的認識論、邏輯和科學及工藝技術倒是比較接近,那麼名家、墨家為什麼會失傳呢?它們的失傳和中國沒有產生科學是否有關聯呢?答案的關鍵在於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李斯對中國的政治傳統和學術傳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就是:學術要為政治服務、學術要為道德服務,反對學術自由,扼殺了名家和墨家的學術生命,也就摧毀了中國自然科學和工藝理論的幼苗。
科學如何在中國人的生命中生根?應該要通過荀子的認知心,復活名家和墨家的學術生命,再接上西洋從希臘到羅馬、歐美一系相承的哲學與科學的學術傳統,老幹新枝,根深蒂固,斯為正途。
前 言
這是一個大題目,而這篇文章是一篇小論文。馮友蘭在1921年已經處理過了[1]。那為什麼我還要寫這篇文章呢?這是因為過去筆者在從事荀學研究時,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先秦的儒學中,荀子和科學最接近了,但是如果順著荀學發展下去的話,卻最多只能開出應用的科學技術,無法開出純粹科學,更何況荀學在中國歷代的統治王朝中,並未被採納為官方的意識型態,所以要用荀學開出科學,根本是妄想,「要通過儒學來開出民主、科學」[2]是當代新儒家的使命,儒學能不能開出民主?我不知道,但是通過儒學開出科學,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除非儒學能做一個創造性的自我改造[3],否則應該虛心的接受西洋從希臘到歐美一脈相承的哲學傳統與科學精神靈根自植[4],當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份,如此才是中國人開出科學的正途[5]。
以下我分成幾個方面來敘述我的看法:
一、為什麼產生這個問題?
二、從中國的哲學和科學史來考察這個問題。
三、從認識論、邏輯來考察這個問題。
一、為什麼產生這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這並不成為一個問題。它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中西文化在19世紀中,悲劇性的交會時所產生的。悲劇性的交會造成了中華民族一百五十年來的苦難和災禍,亡國滅種的恐懼,時時籠罩在知識分子和人民的心中,在救亡圖存的軍事和政治運動中,在破舊立新的文化運動裡,這個問題開始浮現,並且逐漸清晰,仁人志士們就前仆後繼的想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先從歷史上做一個簡單的考察。
(一)洋務運動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這本書不僅介紹了世界主要國家的地理、歷史、社會情況,更介紹了西方的工藝技術和抵禦西方侵略的一套策略。我們來看看他的主張:
於廣東虎門之外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砲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6]
為了學習西方長技,魏源還主張「立譯館、編夷書」,並且建議「於閩粵二省武試增設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船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火雷奇器者,為甲科出身」用這些方法來獎勵中國之工藝技術之創造發明,通過以上之方法,虛心學習,必定能趕上西方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達到制夷的目的。除了西洋的工藝之外,他還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發出由衷的讚美[7]。
魏源曾親身參與鴉片戰爭的始末,在慘敗之後,痛定思痛,遊歷港澳,迅速地找出正確的方向,學習西方之長處。後來清末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郭嵩濤等人所主張之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政策,皆未脫離此一路線,此之謂洋務運動。
(二)百日維新及中體西用說
(1)百日維新
西元一八九八年,鑒於甲午戰爭失敗割讓台灣事件,及列國的瓜分運動,愈演愈烈,光緒皇帝受到康有為的感動,不甘作亡國之君,頒布了一系列的維新詔令,其主要內容如下:
1. 在政治、軍事方面:精簡機構,允許士民上書言事,以新法訓練軍隊,籌造兵船,添設海軍。
2. 在經濟方面:設立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獎勵製作新法,允許專利,發展、保護農工商業。
3.在文化教育方面:廢八股,改革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翻譯西書[8]。
在這裡獎勵製作新法,允許專利,已經由軍事上的船堅炮利擴大到普遍的工藝技術之創作發明了,而興辦新式學堂和翻譯西書成為國策。康有為明確的指出:「工業革命」給西洋及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和影響:
自乾隆末華忒新創汽機,英人以為地球復生日。自嘉慶元年拿破崙募獎新器新書,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創新器者凡十九萬餘,於是諸歐強國,遂以橫行大地,搜括五洲,夷殄列國,餘波震盪,遂及於我,自是改易數千萬年之舊世界,為新世界矣[9]。
於是康有為堅定的告訴光緒皇帝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工業的中國[10]。要「獎創造新器,著作新書」,希望能「舉國移風,爭講工藝、日新事法,日發新議」就能「立國新世」,無敵於天下。
教育上康有為主張將各地「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墊,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11]各學堂除了讀史識字,還要學習「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等西學(上清帝第四書)。
在這個維新時期,工業技術和西學的概念已清楚的浮現,成為中國的國策和追求的目標,但是百日之後,在保守派的反擊下,發動戊戌政變,維新失敗。
(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八九八年四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攻擊維新思潮是「邪說暴行,橫行天下」表示了反對的立場,獲得清廷的支援。他說:
夫不可變者倫紀者,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勸學、變法)
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勸學、名綱)
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氣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勸學、會通)
因此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這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從張之洞開始,影響力非常深遠,一直到現在,餘震未已。
(3)嚴復的「名學」
嚴復曾經留學英國三年(一八七六到一八七九),他對西學有較深的學習,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有較深切的瞭解。他有系統的翻譯了一批西方思想家的名著。介紹了西洋的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說。計有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讓當時中國人接受了西洋正統的學術思想,鼓勵風潮,有很大的啟蒙作用。
他批判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他認為「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例如:「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根本是「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乃行不通之路[12]。嚴復認為西方各國之富強,並不在其船堅炮利、工藝精巧,他說:「其命脈為何?茍扼要而談,不外乎學術則黜偽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13]因此他十分重視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而以英國的經驗論為主。他根據洛克的「白板說」而論之:
官與物塵相接,由涅伏(原注:腦氣筋)以達腦成覺。(天演論導言二案語)
智慧之生於一本,心體為白板,而閱歷為采和,無所謂良知也。(「穆勒名學」部乙篇六案語)
針對名學,他說此學與良知無關,此言真是充滿了智慧,對主張「中體西用者」是一大刺激。
西洋其為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為學術也,一一皆本之於即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精至大之塗。
他所說的即物實測意義有二:
1. 是指知識的來源於接觸外物的直接經驗,他引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名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原強)
2. 指認識必須經過客觀事物、實際經驗的反覆檢驗「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存乎事實」(原富譯事例言)又說:「名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救亡決論)
除了即物實測之外,他還重視邏輯學,他引培根的話說:
「邏輯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穆勒名學著首案語)
還介紹了歸納法和演繹法(「穆勒名學部」乙篇六案語),他推動了近代中國的哲學之路,此為科學之根源也。嚴復依此而批評了漢學、宋學,尤其是陸王心學:
夫陸王氏之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而已,自以為不出戶,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與其所謂知者,果相合否?不逕庭否?不復問也。自以為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與其所造之車,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救亡決論)
這是維新派對「中體西用」者的反擊,以邏輯學、經驗論哲學的求真精神刺向所謂的「中體」,在此,「中體」以陸王的良知、心學為標的。
(三)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一月,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指出「只有提倡民主、科學,擁護『德先生』、『賽先生』才能救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14]。除「新青年」之外,著名的報刊還有「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都極力鼓吹,於是以北京「新青年」為中心,提倡「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風潮。到了該年的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師生號召其他民眾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展開示威遊行,把運動推向最高潮,並且擴展到全國各地,是為五四運動。於是民主和科學才正式清晰的搬上檯面,成為一個議題和潮流。
在一九二三年還引發了「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主張科學的胡適、丁文江、吳稚輝在聲勢上壓過主張玄學的張君勱。科學救國成了全國一致擁護的潮流[15],一直到現在,幾乎無人敢與之抗衡。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下面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的出現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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