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期待与五四开始的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一脉相承。在以科学为标准的国家建设中，非汉群体的未来被认为是“同化”入主流民族群体。到日本入侵前后，二十世纪初期曾经提出带有否定中国传统华夏一元发展观的思想的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不得不改而提倡“国族”观念[7]，而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更是为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而将中国各个族群统合为一个宗族，汉族是大宗，其他是小宗。1949年以后，中国争取自身独立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与美国的朝鲜战争和与苏联的决裂和论战上，这两大历史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对异己文化的认识。同时，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虽然明显，但一方面党对社会的绝对整合的过程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基本思路是否定一切的“不科学”和“落后”，而这些正好成为轻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对待异己文化的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在对待不同异己文化时又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模式的爱恨交错，中国在有所发展之后表现出的踌躇满志甚至傲慢自大，中国主流学者始终缺乏对中国非汉民族的敏感性，都是这些历史影响的苦果。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将会是严重的障碍。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注释：
　　 [1] 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不久前（2002年7月）著名的美国学者杰姆逊（Fredvic Jameson）在上海的演讲《独一无二的现代性》，表现出这位曾经严厉批评现代性的作者开始转而支持现代性的同质化。参阅 和《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9日第6版整版文章。 　　 
　　 [2] 《尚书》的伪孔传对“华夏蛮貊”的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3] 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使用时需查对原文。 　　 
　　 [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hapter 4) 提到4个特点：Efflorescence of material growth, educating and examination system, the Creation of Neo-Confacianision and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5]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 25. 　　 
　　 [6][6] 见《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wencui/010212200/0102122028.htm#top）。王铭铭自注：参阅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29-64页；罗久蓉《救亡阴影下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67－90页。 　　 
　　 [7] 现存对古史辨的研究中，关注二十世纪初具有侵华背景的日本白鸟库吉等学者的西域满蒙研究对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影响，但忽略了从华夏一元发展观的肯定与否定的角度研究和评价古史辨。参阅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见《原道》第四辑（文化建设论集/陈明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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