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的社会转型方式决定了在制度创新中应当设计出不同的改革战略与改革策略。特殊的国情与旧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中国只能采取渗透性的社会转型方式。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必须采取包括注入式战略、渗透式战略、并存式战略和转变式战略在内的战略体系,与这套战略体系相适应,在制度创新的具体操作上则采用了创新突破、保留等待和避免争论等配套策略。

关键词:社会转型方式　制度创新　战略设计　策略运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已经在曲折中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无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破除,新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旧的缺乏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也正在为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特征的新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在精神文化领域,新的教育、科技、卫生体制也正在形成。

    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成就 ,也在改革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制度创新中的战略与策略设计方面的经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将进入整个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战略与策略的设计和运用尤为重要。在中国,改革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任何人也逆转不了的,党和国家的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而且“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已走过的历程进行改革方式、改革战略、改革策略方面的总结和思考,这对于今后更为深入、更为艰巨的改革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转型方式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但这种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整与充实,而是一次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全面促进社会进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第二次革命”。[2]

    深深打上社会革命印记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是一个破旧与立新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在认识、指导和推进这一过程的发展时,改革的设计者与领导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而每一种改革方式又是同具体的制度创新战略和制度创新策略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方式决定着改革的战略,而一定的改革战略又制约着相应的改革策略。反过来,不同的改革战略与策略的设计又会影响一定的社会转型方式的实施。 不同国家由于社会变革所面对的历史传统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可供投入改革的资源条件不同,旧体制的牢固程度不同,选择社会转型的方式不仅可以而且也应当不同。从目前各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来看,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断裂式地推进社会转型的方式,另一种是渗透式地推进社会转型的方式。前一种方式的特征是让旧制度突然停止运行,并试图一下子创造出理想的新制度;后一种方式则更多地将制度创新看成是一个逐步试验、逐渐推进的过程,有意识地在新旧制度之间设置过渡性环节。

    与中国几乎同时启动的前苏联改革,采用的是断裂式的社会转型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休克疗法”。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历时太久、结构太牢,从而过于坚固,缺乏必要的弹性;从主观方面讲,是由于前苏联既缺乏坚强的改革领导集团,也缺乏正确的改革路线和周密的改革计划。断裂式的改革方式至少造成两种不良结果:一是制度上的真空;二是对外部投入的依赖。

     前苏联包括后来俄国改革采用的休克疗法,从形式上突然停止了旧体制的运行,但是, 新的体制并没有能在短期内产生出来,结果只能产生出制度上的真空状态。整个社会生活陷入失范、无序与混乱,不仅经济体制改革建树极少,而且首先引发了政治上的激烈纷争。这种制度真空与社会的无序既给少数新贵与暴富阶层的产生制造了机遇,也给政治上的更为严重的个人专制独裁创造了条件。 断裂式的改革往往又是以外部的大规模投入为代价的。要让旧体制在突然间瓦解,并且要在一片废墟上立即建立起新体制,这就需要巨大规模的改革成本的投入。这大笔投入,处于混乱状态的俄国是拿不出来的,只能由迫切盼望前苏联改向易帜的西方国家进行援助。这种靠外部投入支撑的改革,时间一长就必然缺乏内在的造血功能,从而形成对外部援助的强烈依赖性。一旦失去外部的援助,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瘫痪。

     由于中国社会以往存在并一直发挥作用的以政治上集权化、经济上计划化、思想上一律化为基本特征的旧制度在70年代末以前已经经过多次调整,相对地说,它不如前苏联的旧体制那么完善和坚固;加上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土地少;同时也不可能从体制外获取大规模的改革成本投入。另外,一个特别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后开始的,人们在这场政治灾难后,痛定思痛,全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有着相当一致的强烈共识。因此,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渗透式地推进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的方式。

    这种渗透式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方式的特点是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要能回应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与科技的挑战 ,就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迎头赶超。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改革中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的目标取向必须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6 但是,要发展就需要实行革命性变革,不改掉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生产力就无法获得解放,也就谈不上发展。而改革、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3]当社会改革的幅度太大,社会的震动过于强烈,人们普遍承受不了时,改革就会陷入困境,发展就只能是空话。因此,改革既要胆子大,又要步子稳。只有新旧体制的交替平稳,社会不出现较大的震动,人民对改革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制度的创新才能顺利地、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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